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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软件出口探寻“中国路径” | | 发表时间：2003-4-11 特约撰稿人： 钟加勇 洛雨 来源：财经日报 | | 关键字：软件出口 | | | | 国产软件，背着“包袱”走出国门
目前，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面临诸多掣肘是不可忽视的，包括国产软件占有率低、软件企业规模偏小竞争乏力、软件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软件盗版仍然严重等等。在国内市场上，国外产品仍然占据高端系统软件、数据库软件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占据中间件、行业应用软件、ＥＲＰ软件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如果把全国的软件所有产值加起来算作一个公司“中国软件”，拿到美国去排名，大概占到第四或第五位。这不是危言耸听。２００１年中国软件产业总额７９６亿元，占全球软件产业总额的１．６％，与印度、韩国相当，而美国为４２％，日本为１０．６％。
长期以来，我们的软件开发多是几个人作坊式运作，而国外则是几千个工程师合作开发同一个软件。因此，当务之急是，中国软件产业需要学习国际软件巨头管理体系、研发方法和产业化的能力，改进软件的传统开发方式和管理方式，加强企业能力过程的控制与提升。而其路径，就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软件的国际化，大力发展软件出口。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５日，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本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株式会社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瑞星杀毒软件２００３日本版”在中国北京和日本东京同时发布。这件事被媒体炒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信息安全软件产品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标志着中国软件出口单纯采用委托加工模式的局面被打破。
其实，这只是瑞星公司国际化的第一步。此前，东软、用友等软件企业都有过类似的动作。比如东软和ＣＡ合作开发平台软件，ＣＡ可以以较低的人力成本获得一个新的产品，而东软则可以借势走向国际市场。
目前，许多国内软件企业由于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纷纷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但像瑞星公司这样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并不多，不少企业由于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拳头产品，同时又缺乏较强的项目分析和设计经验，对软件开发过程缺乏有效的管理体系，缺乏严格的质量认证和规范化管理，因此很难做到事实上与国际接轨。
我国软件主要出口日本，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但对欧美软件出口却一直不能取得突破。一方面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软件开发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欧美市场一般要求软件商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并开发完整的应用系统。因此，对软件企业开发技能、管理水平、维护能力，以及商务、法律的国际接轨都有相当的要求。而对日本的软件出口，多采用传统制造业的外包方式，转包到中国的，仅仅是低层模块的开发任务。这样，对日软件出口的门槛相对较低。
同时这也对国内软件公司技术和研发能力的提高作用有限。
探索中国特色的软件出口模式
软件出口从低到高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劳务输出，第二个层次是软件外包或叫来料加工，第三个层次才是知识产权出口。在北京市软件协会原会长殷志鹤看来，我国目前软件出口，处在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之间，接近于第二层次。
在知识产权出口这个层次上，美国人是最拿手的。他们往往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然后将其他不涉及核心技术的活统统外包给别人去做，最后贴上自己的“名牌”标签，卖遍全世界。
美国最大的软件外包市场便是印度，其原因很多：第一，印度的母语是英语；第二，印度和美国过去都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他们在管理方式、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上很合拍；第三，印度早在１９８６年就开始起步，而且政府领导人很重视，亲自带头用电脑等等。到现在，印度已经成为除美国以外的第一大软件出口国，其发展速度每年平均增长近５０％。印度电子及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会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间，印度的计算机软件和相关服务的年出口额从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间的１．３９亿美元猛增至５９．７８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４２００％。
反观我们的软件出口，２０００年国务院发布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即１８号文件）第一次提出，要大力发展软件产业，同时也要发展软件出口。
与印度相比，殷志鹤认为中国也有三大优势：第一，中国的国内市场比印度大；第二，中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我们的背景与日本相近，目前在日本市场也已经超过了印度；第三，中国人才储备量相当大，虽然目前软件开发人员没有印度多，但是增加的速度比它快，因为我们教育的普及程度比它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它多。这三点都说明一个意思：中国软件业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毕竟，印度软件业产值中的８０％以上都用来出口，而海外市场的低迷可能会使其增长放慢。相反，中国由于国内市场的容量巨大而更具有稳定增长的态势。同时，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普及的教育程度，完全可以让中国软件厚积薄发。
事实上，由于美国经济的长时期低迷，大量美国企业不得不节省开支，包括软件预算，而印度软件业产值中的６３％都来自美国的订单，其他２０％左右来自欧洲及日本等。现在，很多印度软件企业已经明显感到了危机的存在。
另外，印度软件外包业务占据了印度软件产值的５０％以上。而所谓软件外包就是国外公司谈好的软件订单，然后转交给印度企业开发，可能这个订单已经被转包了好几次，而在每一次转包过程中，利润都被剥去了很大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印度软件业的高速发展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急功近利的捷径，它依靠大量较为廉价的软件工程师为美国等信息产业发达国家做软件加工，从而造成价格偏低，缺乏自有品牌。
因此，我们在学习印度的经验，选择发展的模式时，需要探索出中国特色的路径。在朝着美国模式———“品牌输出、知识产权输出”方向前进的途中，要避免印度走过的弯路。
警惕过分强调出口
软件出口，其实是软件企业国际化的一部分，需要在研发投入、人才、管理体系等全方位与国际接轨。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出口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实，软件业更大的份额应在国内市场，特别是‘９·１１’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市场备受关注，许多国外公司都到中国来了。”殷志鹤反对目前一味地提倡出口，他强调必须要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并重。
他说，自动化生产阶段的人是要相互协作的，相互协作就必须要有规范管理。你做螺丝，他做螺母，要有一个标准。否则你做你的模块，他做他的模块，就会对不上。ＣＭＭ就是这样一个标准。它是１９７０年代美国国防部为保证软件质量，在好多名牌大学里招标，卡耐基梅隆大学后来中了此标，成立了软件公司研究所，发展到今天叫ＣＭＭ。ＩＳＯ９０００也专门为软件业搞了一个标准，是英国搞的，这套考核标准在欧洲则比较流行。ＣＭＭ模式用得最好的是印度，因为它瞄准的就是美国市场。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要把ＣＭＭ看得太神秘，不要一搞就全都一哄而上。其实，ＩＢＭ不用ＣＭＭ模式，微软也不用。为什么？因为早在ＣＭＭ公布之前，它们早就有一套自己企业内部的办法，而且管理得很成功。可以说，ＣＭＭ是一个在软件外包上用的标准。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企业为了搞标准而搞标准，为了通过评估而评估，有点舍本求末的意思。其实，有些企业很小，它不可能去搞出口。对此，殷志鹤强调，ＣＭＭ是手段不是目的。软件出口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国际市场，跟上国际标准，掌握国际技术，而不是为出口而出口。外包或来料加工并不是最好的出口形式，我们应该追求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出口。
软件出口增长可期
我国政府最近出台了多项措施，积极推进软件业的发展。尤其是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８日，《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５年）》正式启动，《纲要》的提出对未来几年中国软件业发展所表现的指导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纲要》和此前出台的１８号文件，成为中国软件业的两个最高级别的政策支持。
展望中国的软件出口，一份《２００３年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当前由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我国在世界软件市场所占的份额相当小，政府和软件企业都充分认识到软件出口的重要性。《纲要》在１８号文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加大了对软件出口的扶持力度。据统计，２００２年全国软件销售额达到１１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４０％；软件出口额１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１倍。
而软件企业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一方面加强自身的软件管理能力，积极推行ＣＭＭ认证，同时也认识到软件“单打时代”已成过去，只有联合起来参与国际软件市场竞争，才能具备承接大型国际软件开发项目的能力，企业才有更大的发展机会，并先后成立了多个软件出口联盟，而像东软股份、浙大网新等还建立了面向出口的大型软件园。
未来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软件总体设计、软件项目管理、软件研发等方面人才的不断成长过程中，我国软件产业未来的竞争力将不断增强，软件出口的份额将有较大的增长。如同瑞星的杀毒软件登陆日本一样，中国通用类软件借助企业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力量将走向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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