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信息化征文：面对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制造业机会大于挑战

    美国次债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大震荡从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盈利预警公告日起历时已近两年，其对全球经济的巨大破坏性暴露无疑。无论是以“新经济模式”为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尚处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金砖四国”，以至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其置身于“全球化”，就不可避免的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全面冲击和深远影响。而中国的实业界、金融界和各级政府，也随着这一危机的逐级演变蔓延，由原来的忽视、乐观态度，转而逐渐重视，并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来消减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冲击；从积极响应“全球政府联合注资救市”，到“4万亿刺激内需经济投资计划‘国十条’”的快速宣告实施，以及央行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连续五次降息，都明白无误的揭示了“危机”对中国经济危害的严重程度，以及我们仍陷于“经济失速”困境的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些剖析，只有洞悉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了解到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我们才能对症下药，转“危”为“机”。

“金融业去杠杆化”和“产业资本大转移”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两大推手

   人们一直在疑问：由“次债”这些“小小的”局部损失，何以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全球金融危机？；前期还泛滥充盈的资金，为何瞬间踪迹全无？
    的确，就任何一个金融产品的纯买卖交易行为，实现的只是财富的转移和重新分配，资产并没有被“产生和消灭”（更深层次因互联网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影响的货币体系和汇兑体系重整问题，这里不做涉及）；目前市场的流通性枯竭一方面来自因“次债”产生的金融体系信用危机所造成的“惜贷”（信用体系危机），另一方面则可能来自产业资本在金融业危机环境下的资本回流，或新产业结构调整对产业资本的吸引（资本流向变更）。

    这样推测是基于我们都忽略了在前期“互联网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欧美传统制造业强国的实体产业快速空心化，造成的大量产业资本溢出进入到金融领域，并会同金融资本一起，在美国等各国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催化”下，所形成的全球范围内“流动性大量过剩”这样一个前提。而流动性过剩拉低了金融产品的单位资金盈利率，为弥补利润率的下滑，“高杠杆化”和“金融创新产品”被不断注入到虚拟经济体内，以满足资本对高收益率的追逐，并催生了全球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泡沫。一旦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一个小小的负面因素同样就会因为这“去杠杆化”和“资本转移、回流”等作用被剧烈放大，造成对虚拟经济体的强烈冲击，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全球金融市场如此繁荣之后，会瞬间逆转跌入无底深渊的现状了。

    紧随而至，是因盈利和收入剧减的预期所引发的消费支出缩减（需求减少）对实体产业的冲击；而中国经济高达近60％的对外依存度和以代工模式为主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导致了中国制造业最先也最大限度的受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反映中国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在2008年“跌跌不休”也就再所难免。

    除了知道这个负面因素就是“信用监管缺失产品‘次债’”，更关键的是探究外部环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产业转移”的不可避免性和全球性的“产业升级”

    进入到21世纪以来，外部环境最显著的变化是“‘互联网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态势下’，欧美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产业向新兴市场的快速转移，并由此形成欧美国家产业资本的溢出”；近期外部环境的变化则可能来自“新政”引发“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形成，使得欧美产业资本向制造业新技术领域涌动，从而带动和促进全球性“产业升级”。

    “产业转移”我们都已经有最基本的认知，这种趋向自战后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对制造成本的控制，因此其流向是从资源价格的高地向资源价格的盆地流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制造业传统技术壁垒垮塌、制造业新协同商业模式形成，因此作为“资源盆地”的中国就能以更快的速度来接纳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需求，这种趋势促进并加强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并与近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叠加，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低基准上的快速崛起；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其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借贷型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拉动模式，更进一步削弱了欧美国家传统制造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率，全球经济需求不足逐步显现，产业资本溢出也就愈发不可避免了。

    当然，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业资本也尝试进入到新兴领域，如：新能源、环境工程、健康医疗、生物工程、材料工程、信息技术等，但由于传统制造业务在新兴市场依旧有其存在基础，而新的全球能源与资源消费结构模式，以及其所代表的商业盈利模式和执行标准尚不能得到全球政府的推崇和政策扶持等原因，使得欧美国家的产业资本一直未能真正全面投入到‘后工业化阶段的升级产业’，处于溢出状态。但从另一个层面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发达国家的一些核心新兴技术已经准备就绪，只欠政府政策扶植和新商业模式全面推广的“东风”了。

    因此，在全球性产业转移的背后，是以发达国家为源头的全球性产业升级的逐渐显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第56届总统的角力，奥巴马的竞选纲领“变革”都隐约显现了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对未来“新世界”的设想，而这可能正是引发金融市场资本流向（特别是产业资本流向）发生重大变化的缘由。

    这些对中国制造业的挑战和机遇有会在哪里呢？是继续担负全球传统产业转移之责任做“全球制造工厂”，还是全力投入新兴科技进行产业升级，或者我们有其他更为可行的道路之选，来帮助中国安渡危机共迎新世纪发展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