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经济真正的敌人是道德相对主义，每一个人的良心才是真正管用的市场警察。”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如此评论美国盛行的假账风波，现在，也许是我们真的应该坐下来认真谈谈道德的时候了。
接二连三的美国上市公司造假账丑闻，让商界人士第一次将目光从财务报表上移开，开始认真而务实地讨论道德问题。
人们确信，既然所有已知的丑闻都与财务报表有，那么财务处理上的冒险就不再仅仅是经营风险，而是道德风险。
一系列巨人公司的轰然坍塌，首先要归咎于CEO们的贪婪。但是，CEO们的千古恨，决非一失足。造假，不是一念之差，而是蓄谋已久。
开端注定了结局，立意决定了命运。
所幸，我们还有亚信、联想这样的坚守诚信的公司，哪怕财富缩水也要据实发布财务报表，因为它确信自己基业长青，得失不在一时一地。
所幸，安然与银广厦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银广厦们根本没有理由将自己的恶意欺诈与安然的使用金融工具不当相提并论。
更值得庆幸的是，一切并没有影响到中国IT业的信用，权威评级机构的资料表明IT公司的信用并未受到任何冲击。
“国内现有中小企业的规模扩容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所以，追求好的财务制度不是大公司的专利，小公司要想成就大事业，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做好财务接口。”专做大公司业务的德勤中国如是说。
CEO的信用度
在一个刚刚学会商业化生存的社会转型期,谈论道德好像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因为大多数商界人士非常讨厌谈论、阅读、甚至认真看待道德与价值观的东西，认为这些属于哲学家在小径上思考的事会妨碍商业机构的组织结构、政策、执行流程和利润最大化，他们更愿意谈谈如何更大规模地融资、变现，使企业的财务报表更加好看。
可是，单纯追求财务报表好看，却引发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接二连三的美国大公司造假账丑闻，安然、世界电信、施乐……一段时间以来，那些人们尊敬而心向往之的大公司，接二连三地传来造假账丑闻，并且远没有结束。
它们罪有应得地陷入巨大的财务危机中，也把投资人拉入巨大的信用危机中。据美国《首席财务官》8月1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发现过去5年中，美国大公司中六分之一的CFO受到来自上司的压力，被迫出具虚假财务报告。这份调查为美国公司频频披露的财务造假丑闻增添了注脚。
这些大公司怎么了？为什么要造假？下一个丑闻的主角又会是谁？国内企业又该如何面对？
在无望的等待中，听得最多是对那些在造假丑闻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CEO及其所辖高级管理层的谴责，人们愤怒于他们在拥有巨大的财富和高尚的名望之际，为什么还要做出如此荒唐而可怕的选择？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
监管不够？可是，又有哪个国家的会计制度会像美国一样完善？监督不够？可是，又有哪个国家的媒体像美国的传媒一样具有揭密的能力和“扒粪”的传统？那么，到底社会忽略了什么而受到了如此巨大的连坐性惩罚？
商学院的教授和企业管理的研究者们第一次提出了道德问题，试图对如此大规模的巨人公司们的造假行为做出解释，他们发现、并且相信，正是因为忽略了对CEO及其所辖高级管理层的道德质疑，社会才遭受了如此巨大的信用重创。道德，在狂潮般的造假丑闻之后，被认真地放在了企业管理的日程上，开始了严肃而务实的探讨。
道德风险？经营风险？
所有已知的丑闻都与财务报表有关,那么财务处理上的冒险到底是经营风险还是道德风险？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展伟明确地说：“是道德风险。”
李展伟介绍道，在美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激励除了高额的薪金，还有大量的认股权和期权，但是这种激励机制不是与企业真实的经营业绩挂钩，而是与股票市场的起伏直接相关。所以，CEO为了自己的名声及财富，通常非常关心股价走势，会尽最大可能引领股价向上走，其所用的有效手段就是将财务报表尽可能做得漂亮、符合投资者的喜好。在此过程中，不惜做一些会计处理，甚至冒险。虽然美国的会计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但是，再完善，也有制度所不能及的灰色地带，一些CEO就会指使CFO和会计师事务所打擦边球甚至越界。
在会计处理时，人们通常把会计师事务所分为保守型和激进型，就是指在面临具体的财务问题时对“度”的把握上的分寸拿捏之不同。实际上，保守型和激进型的划分用在CEO身上也是适宜的。但是，激进一旦过度，就是贪婪。
在贪欲的指使下，一些CEO不惜越界、违规操作，这就不仅仅是经营风险问题，而是道德问题、甚至是法律问题。这样的CEO缺的不是对经营风险的把握能力，而是缺少良好的职业操守。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法律不及的边缘，道德是唯一的屏障。张维迎认为，西方社会为了减少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用三个条件来规范和保证：第一是法律。从法律上说，经理就是公司的代理人。保护和实现股东的利益是代理人的职责所在，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早就规定好了这一点。
其次，是内部激励机制。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代理人在实现自我利益的同时又不损害股东的利益，这需要有很好的内部激励机制。
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职业道德。法律和内部激励有时候会“失灵”或实施的成本过高，这时，职业道德很重要。有时候，很难找到足够的法律依据来判断一个代理人的行为是否违反了代理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因此，道德在很多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制约机制。
张维迎说，所谓道德，从本质上讲，是为了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利益。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就是把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统一起来。任何一种激励机制的设计，核心是这一点，出发点是这一点，归宿也是这一点。如果离开了这一点，企业制度的改革不可能成功，经理人的职业道德也不可能建立。
他的话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一波波的财务丑闻中，没有人会听到微软和比尔·盖茨的名字？因为微软的高级管理者们，比如比尔·盖茨，他不需要靠股价的高低来决定自己与企业的未来，他不是职业经理人，虽然他在上市公司任职，但他更是企业的大股东，他是老板，不是代理人，他愿意与企业共命运，而无须看股市的脸色。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要让其高级管理者拥有公司的股票，目的就在于让职业经理人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一致。
那些拥有令人咋舌的财富的CEO们铤而走险，正是基于对代理人和股东利益的不一致而做出的道德冒险。信中利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汪潮涌认为，造假帐公司的高管人员的个人的操守说得严重一点就是自私贪婪。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此次美国财务丑闻中出事的公司有一个共性，就是出事的都是市值很大的、非常成熟的公司，其高管人员全部是代理人，没有一个是大股东,也就是说他在公司的利益就是公司给他的高薪和认股权，而认股权直接与公司的股价相关，在其任期内股价越高高管层的期权越得利。这首先就在机制上使高管层有了实行短期行为的动力。失去了道德的约束，这种违规操作就一如洪水泛滥，终于造假成灾，引爆前所未有的财务丑闻。
千古恨，决非一失足
CEO的贪婪，使巨人公司轰然坍塌，让不少人惋惜安然们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深谙美国上市公司经营管理之道的高级管理人员，亚信科技公司总裁兼CEO丁健对这种说法断然予以否定，他说：“千古恨，决非一失足。”
那些违规的公司及其CEO，不是在决定发布财务报告的那一瞬间才有了造假的念头，虚假的财务数据也决非短时间就能做的出来的。造假，其实是个系统工程，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贪念频仍，精心布局，庞杂而烦琐的财务报表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出台。造假，其实早在立意之初就决定好了，开端注定了结局，立意决定了命运。
丁健的话与联想控股公司总裁柳传志的观点惊人地一致。
柳传志在回答本报记者关于如何才能成就一个优秀企业家的问题时，毫不含糊地说：“立意高远。只有立意高远的人才能成为一流的企业家，只有立意高远的公司才能成为一流的企业。”
柳传志援引他极为推崇的《基业长青》一书中的例子表明，只有那些从立业之初就定下高远目标的公司，才能历经挫折终成高瞻远瞩的大企业。一个立意高远的人，才能摆脱庸俗的贪欲陷井，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经理人。
在这本被柳传志奉为经典的书中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摩托罗拉还是一家挣扎求生存的公司，同业习惯的做法是向经销商提供虚假的财务情况，夸大产品的好处。摩托罗拉公司创办人盖文承受到不采取同行做法的压力，他的应对方式是不理会。“告诉他们真相，”他说，“第一是因为这是应该做的正确事情，第二是因为他们反正都会发现真相。”
盖文的做法与安然们的做法是多么的不同，在柳传志看来，这就是摩托罗拉基业长青而安然毁于一旦的根本原因。
柳传志告诉记者，一个企业的成就与最初的规模无关，而是与它的立意息息相关。
安然与银广厦有何不同？
原本在公众心目中高高在上的大公司却接连发生财务丑闻，使人们对快速增长的企业产生怀疑，甚至怀疑整个企业的管理制度和信用机制。
应该说，这些财务丑闻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要远大于直接的经济损失。而在国内，这种事件却引发了另一种恐慌，那就是人们担心：本来就不以造假为耻的某些上市公司及其所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会以安然们做借口，以“美国尚且如此、何况咱们”的理由越发猖狂地做假账，涌现出更多的银广厦。
信中利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汪潮涌指出，这种大规模出现造假的风潮是可能的，但是，他强调，造假者切不可以安然和世界通信为借口，因为安然们与银广夏们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曾出任过摩根斯坦利亚洲区副总裁的汪潮涌非常熟悉美国的会计制度，他指出，从会计处理的角度来讲，安然、世界电信、施乐因其公司规模巨大，所发生的财务问题动辄以几十亿美元计，看起来问题确实很严重，但是它与银广厦那种子虚乌有、明目张胆的造假不同，并非是凭空捏造，也不同于中科系那种恶性炒作，而是基于对财务制度的不同处理造成的可理解的冒险。
金融工具使用不当是安然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安然在大牛市时将其很高的股价向银行抵押融资，其时的信用评级高，贷款期限也宽，而当股市情况普遍不好时，它的股价下跌，进而影响到信用评级下调，这又促使银行提前回收贷款，再加上海外的长线投资难以短期内对业绩的提升发生影响，形成长期资产与短期债务不匹配，从而引发了巨大的支付危机。周转失灵造成了击鼓传花的失败，可以说，安然最初并非恶意欺诈，但是安然最大的失误是没有配合调查，而是销毁证据，从而将自己推向了审判台。
世界电信则是把系统维修的费用算在公司开支里，属于在会计制度的灰色地带打擦边球失误，从而引发了危机。
如果国内的某些公司企图以安然们为借口，善意地理解是自我美化，认真对待则是恶意欺诈。虽然同属财务危机，但是银广夏们与安然们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亚信科技公司总裁兼CEO丁健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像一个人想抢银行可以给自己找出无数理由一样，某些公司企图铤而走险完全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是自己的贪欲使然，而不必拿安然们做借口。 分页
亚信们的选择
值得让人高兴的，做出“基业长青”选择的不仅仅有上个世纪30年代的摩托罗拉，也有处于当今美国和香港股市中的像亚信、联想这样的中国公司。
2002年7月23日，在美国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亚信发出了它在本年度第二个财务季度的报表，在这份财务报表中亚信宣布赢利预测不佳，致使其股价下挫60%以上，这使得该公司市值大幅缩水，仅公司CEO丁健个人账面损失就高达数千万美元。这一现象被投资银行界人士视为“撕心扯肺的损失”，但是亚信公司的高层谈及此事时却是淡定自然，甚至没有一点遗憾之意。
当被记者问及诚实发布财务报表而蒙受巨大损失值不值时，亚信总裁兼CEO丁健淡然说道：“事实就是这样，数字是做不出来的，也就无所谓值与不值。”人们想像中的亚信高层该有的心理斗争、自我矛盾被丁健以一句“数字是做不出来的”轻轻带过，仿佛亚信从来没有过财务选择方面的难题。
其实，亚信的财务选择难题是有的，不过不是在发布财务报表之时，而是早在亚信成立之初。1995年仲夏之季，刚刚成立的亚信公司派其高层赴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谈业务，提出请德勤做其财务顾问，德勤的合伙人一听哈哈大笑：“我们是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我们的客户都是全球知名的大公司，我们的每一笔业务都以千万美元计，我们怎么可能为你们这么一个全部人员不足10人、全部资产加起来不过十几万美元的小公司做财务顾问？你们开什么玩笑？”亚信的高层严肃地说：“不，不是开玩笑，我们希望从一开始就正规化运作，我们确实需要你们的帮助。”
德勤后来果然成了亚信的合作伙伴。
今天，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展伟提醒国内中小企业，一定要从最初就做好符合国际标准的财务接口，“建立好的财务制度并不是大公司的专利，小公司也要追求好的财务制度，只有有了标准的财务接口，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具备直飞的可能。”
“让我们谈谈价值观”
做安然还是做亚信是个艰难的选择，而决定选择的则是价值观。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是中国证券业举足轻重的机构，因其与证监会的密切关系而被称之为证券业的枢纽，它的最高决策者王波明每每引进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时都会面谈一次，在谈完所有技术问题后，他微笑着说：“好吧，接下来我们谈谈价值观。”
在王波明看来，在天天直面诱惑、随时面临选择的中国证券市场上翻滚，价值观将会决定一个高级金融人才的职业生涯是否光明，价值观甚至会影响一个企业能否基业长青。
是将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还是只把利润作为达成更重要目的的手段，这是企业构建价值观时必须做出的选择，也是一个高级管理者在引导企业发展时必须做出的选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主任金占明教授告诉记者，企业的价值观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在企业文化中除了利润最大化没有别的追求；第二种是明确企业最大任务是追求利润，同时承认提供福利和捐赠是一种明智和合理的支出，树立形象是必要的投资，将社会效益作为策略来考虑；第三种是进取型组织，与前两者不同，这类企业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考虑到企业的任务中，使组织的经营多元化，即追求经济性的目标也要追求非经济性的目标;第四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计，认为社会需要是至高无上的需要，满足社会需要是第一要务，企业自身的财务需求是次要的。
通常来讲，人们认为第三种类型是最佳模式，第四种是不切实际的组织结构，实际上，像20世纪30年代摩托罗拉公司所做的选择那样，真正高瞻远瞩的公司，从不认为必须在遵循价值观和务实之间做出选择，它们认为，寻找务实的解决方法，同时，遵循核心价值是最能体现企业竞争能力的考验，所以，它们乐意进行这样的尝试，并力图将之做得很好。它们愿意同时达成两种目标。
高瞻远瞩的公司承认利润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手段，但是对很多高瞻远瞩的公司而言，利润不是目的，利润就像人体需要的氧气、食物、水和血液一样，是必须的物质而不是生命的目的。福特公司前任CEO唐·皮特森于1994年说：“把利润放在人和产品之后是福特公司创造的奇迹。”
惠普公司前任CEO约翰·杨也于1992年作了这样的表白：“我们的基本原则，从创办人构思出来后一直维持不变。我们把核心价值和实务分得清清楚楚，核心价值不会改变，但是实务做法可以改变。我们也清楚地表明：利润虽然重要，却不是惠普存在的原因。公司是为了更基本的原因而存在。”
在明确了企业的价值观之后，CEO就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价值观，在面临选择和诱惑时不为一时之利而动，在道德和利益的考试面前，勇敢地选择前者，并持之以恒。
IT公司的信用与未来
在中国，最受美国股市财务丑闻冲击的是IT业，因为无论是世界电信还是施乐，多多少少与IT业沾边，甚至有人干脆将它们归结为IT公司，于是，关于IT业的信用问题一时间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
中国最大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副总裁李华平告诉记者，实际上，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任何数据表明IT业的公司信用存在问题，因为企业的信用与所处的行业、规模与所有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
据中诚信公司对上海、福建、江苏、浙江、湖北等地供求贷款企业评级，40%的企业在BBB以下，也就是说是在投机级别以下，不具备投资价值，而大多数企业的信用还是可以的。
李华平说，目前国内的评级公司尚没有对IT公司的信用作过群体性判断，很难随意地对IT公司的信用加以评定。中诚信公司曾经帮国家科委的一些高科技园区评过级，数据表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信用也还可以。
李华平表示，实际上科技类公司的问题远比非科技类公司少。人们之所以对科技类企业普遍没底，是因为科技类企业的产业风险较大，是属于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行业，但是，这与其信用并不存在正比关系。
信用问题，更多的是与价值选择相关，而与产业无关。
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中国经济在21世纪能否实现飞跃，能不能象预期的那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很大程度上要看经济增长的源泉能不能从新的小企业的进入转向现有企业的扩张。换句话说，现有企业的规模不能扩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很难继续保持下去。国外最近一项对43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80年代这4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2/3来自现有企业规模的扩大，1/3来自新企业的进入。在中国，没有这方面的统计研究，但估计至少有2/3的增长来自新企业的进入，不足1/3的增长来自现有企业的扩大。这种趋势会不会无限期继续下去？这个问题与现有企业的立意密切相关。
只有当现有的企业具备了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的经济才有不断增长的可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高科技公司，在破除了外界强加的误导之后，所作的就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做一个基业长青的高瞻远瞩型公司。
这一点，对于那些今天还在追求“基业长青”的公司来说，显得太重要了。
不同企业家的道德感
刚开始操作《CEO的道德风险》一题时，记者遭遇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难堪，一些CEO干脆明确表示对谈论这个话题非常反感，一位知名大公司的总裁直白地说：“Businessisbusiness。我讨厌谈论道德”。在这位总裁看来，谈论道德是一种非常不商业的行为，他认为那是外界强加给CEO们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苛捐杂税”。
但是，接下来，我们发现，实际上有许多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不但关心而且非常愿意谈论道德话题，比如柳传志、丁健。
柳传志说：“要想成就长青的基业，必须立意高远。”他没有详尽阐述何为立意高远，但是，聆听者确信，无论这个“意”是企业的长远目标还是企业家个人价值的追求，高远一定是一种崇高境界的追求，而非一时一地的财务要求。这大概就是柳传志之所以成为柳传志、联想成为联想的内在原因。
而丁健在这个问题上的敏锐与深刻同样令人折服。他在甫一听到“道德风险”一词时便说：“道德只有善恶，而无所谓风险。风险属于经营范畴，道德属于价值观范畴。”如此的思辩与悟性让一位哲学家得知后深为叹服，这位哲学家说：“如果此话确为丁健所言，那么亚信有成，中国的企业的确长大了。”
前有柳传志，后有丁健，中国的企业家们虽然因为所经历的时代与机遇不同，而在经营方式和个人气质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在理念与价值观上的远见卓识却惊人地默契，这使我们确信，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我们终将拥有基业长青的公司成为商学院教授们研究的对象。
